多彩的中國傳統服飾

(相關資料圖)

魯 西

服飾既是具有御寒、遮體等實用功能的人類生活要素，也是滿足人們審美情趣、體現思想觀念、記錄歷史和生活、反映民俗風情和社會制度的文化載體。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以自己的智慧和技藝，在生產實踐和社會生活中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服飾文化。作為我國古代人民的智慧結晶，中國傳統服飾的發展演變折射出政治變革、經濟變化和風尚變遷。

黃卓 繪

考古學證明，我國最早的服飾源于舊石器時代晚期，那時的山頂洞人已經發明了骨針，出現了以縫紉加工為特征的服飾文化。到了氏族公社后期，農業和手工業相繼產生，人們將采集來的野麻加工成麻線，織成麻布衣服，還開始飼養家蠶，發明了絲綢。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標志著中華服飾制度的基本確立。黃帝時期，衣服是上衣下裳，顏色為上玄下黃。其中，上玄下黃象征著天地，這種對天地的崇拜也給后來的冠服造成深刻影響。

夏、商、周三代，服飾事實上成為統治者的一種工具。商代的衣服主要是上衣下裳，一般以小袖居多，雖然基本服飾樣式相同，但還是有著相當嚴格的等級之分，比如貴族階層會穿戴蔽膝來顯示身份，衣服的材質也是高級的帛、絲和皮料，還會在衣服上施以鑲邊工藝，而底層民眾只能穿麻布、葛布等材質的衣服。周代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宗法觀念和禮儀制度，對衣冕的形式、質地、顏色、紋飾、佩飾等都有嚴格規定。春秋戰國時期，織繡工藝的巨大進步使服飾材料日益精細、品種名目日漸繁多，而諸侯兼并、民族融合的社會背景，也使得此時既有中原傳統服飾，又有北方民族的胡服。值得一提的是，此時還出現了上下衣裳相連的深衣，并因其簡潔方便的特質而逐漸成為一種時尚。

秦漢時期，服飾日益講究，呈現古樸、莊重的特征。秦代兼收六國的車騎服飾，創立了有利于國家統一的衣冠服飾制度。此時的男女服飾都是交領右衽，衣袖有寬窄兩種形式，系腰帶；士兵衣長齊膝，左右兩襟為對稱直裾式，皆可掩于背側，兩襟下腳如燕尾，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兩漢時期的服飾日趨華美，且隨著輿服制度的建立，對官員服飾等級的要求更加嚴格，此時流行的服裝主要是連身的長袍，樣式以大袖為多。此外，秦代中國在政治上初成大一統之制，漢代時開辟絲綢之路，同西域國家交往甚繁，這些也對服飾的發展及中華服飾的傳播造成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等級服飾有所變革，此時，男子服飾以寬衫大袖、褒衣博帶為尚；婦女服裝承襲秦漢的遺俗，并吸收少數民族服飾特色有所改進，特點為對襟、束腰、衣袖寬大。魏初，曹丕定九品中正制，以服飾顏色來顯示等級，這一做法為后代所沿用。由魏而晉，政權更迭，經濟衰弱，禮制難以實行，寬衣博帶遂成風氣。

隋唐時期，國家統一，經濟文化繁榮，對外交流頻繁，此時無論官服或民服、男裝或女裝，都展現出華貴富麗、開放大度的特征。隋唐統治者都曾在前朝的基礎上改革輿服制度，天子、百官的服飾皆以顏色區分，以花紋表示官階。圓領袍衫是隋唐男子的主要服飾，除祭祀及典禮之外，官員的常服總是如此。唐代女裝開放程度空前，由于吸納眾多民族之風尚，婦女服飾樣式、花色極多，胸前的領子也突破傳統限制，呈現各種形狀。

宋代受程朱理學思想影響，社會崇尚內斂、簡約，服飾制作娟秀、精巧。宋代官服為大袖袍服、平翅烏紗，依據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平民則捋袖敞襟，系帶裹腿。女裝講求瘦長，喜穿抹胸加褙子，流行花冠，外出時多戴蓋頭。

元代統治者為蒙古貴族，服飾特點是色彩醒目、裝飾明朗，款式多適合騎射。其服飾制度對帝王、百官的服色做了統一規定：蒙古族官員穿合領衣，戴四方瓦楞帽；漢族官服多穿唐式圓領袍服和幞頭；后妃穿交領、左衽、齊膝的袍服，下面穿裙子，腳上穿著軟皮靴。皮衣皮帽是蒙古貴族的民族裝束，衣服多為寬大的袍式。

明代極力去除蒙古服飾的影響，恢復漢族服制，服飾端莊傳統、華美艷麗。棉布成為此時人們服裝的主要原料。女裝上衣拉長，露裙縮短，衣領也從宋代的對襟領變成以圓領為主，裙邊均有裝飾的花邊，裙褶十分盛行。明代女子冠服制度更加完備，鳳冠霞帔成為極具代表性的貴婦禮服。

清王朝時以滿族服飾為主，講究精巧工藝和高貴質地，風格精美繁復。清代男子的服飾以長袍馬褂為主，袍褂是這個時期最主要的禮服。婦女的服飾則滿漢并存，滿族女子穿直通式旗裝，腳穿花盆底鞋，身穿坎肩，頭梳把頭；漢族女子則沿襲明代，時興小袖衣和長裙，乾隆以后衣服漸肥，袖口闊至一尺多，肩上有云肩。滿漢服裝均不體現腰身。

郭沫若說，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中華民族素有“衣冠王國”和“禮儀之邦”的美譽，無論是先秦的冠冕深衣、秦漢的紫綬金章，還是魏晉的褒衣博帶、隋唐的幞頭胡服，乃至兩宋的直腳幞頭、清代的頂戴花翎等，不同風格的衣裝都與禮制有著深刻的聯系。正所謂：禮儀之大，故稱夏；服章之美，謂之華。

除了歷史的變遷，中國傳統服飾研究還可從材質、工藝、色彩、類別、制度以及穿著者、不同民族等方面區分，是浩瀚而復雜的體系。但總體而言，中國傳統服飾呈現出強調服飾與人、環境和諧統一，注重服飾的精神功能并將其道德化、政治化，以及體現民族融合、具有獨特的傳承性等特征。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服飾向多元化發展，國人在自由的土壤中充分發揮智慧和創意，打造著屬于自己的時尚。在新時代，傳統服飾文化精髓仍以新的面貌大放異彩。漢服、唐裝、旗袍不斷掀起流行熱潮，體現出人們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尋找古典之美的熱情，也說明中國傳統服飾具有歷久彌堅的生命力。

晚明清初的“才女文化”與女子形象塑造

陳 芳

與其他朝代相比，晚明清初流行的典型女子服飾形象，顯示出端莊、典雅、富有文化氣質的新特征。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女子形象塑造？其背后是怎樣的文化在推動？這種服飾形象又可為今天的服飾設計乃至社會生活提供什么樣的參考和啟迪？

幾種典型的“對扣”樣式（依次為：云捧日金“對扣”、魚戲蓮金“對扣”、銀鎏金蜂趕菊“對扣”、童子捧花“對扣”、蝶戀花玉“對扣”、蝶戀花鑲寶石金“對扣”、雙元寶金“對扣”）

聽覺、嗅覺和視覺全方位的審美觀照

從某種角度說，晚明清初的女子服飾形象提供了聽覺、嗅覺和視覺全方位審美觀照的案例。

云樣叮當

聽覺方面，晚明清初，典型女子服飾形象中都可見腰間的玉佩（或稱“禁步”“云樣叮當”），當女子走路時，腰間玉佩上的玉件相互撞擊，發出各種聲音，這種聲音能反映出女子是否受過良好的教育和訓練。換句話說，玉佩是用來防止女人走路太快或者步履凌亂的，即通過服裝配飾的聲音來彰顯女人的美好和修養。今天，我們已經不太重視服飾聲音的問題，這可能是因為工業革命以后，汽車等產品帶來的環境噪聲太大，掩蓋了服裝配飾的聲音，但古代服飾中聲音或許是重要的，因為古代社會環境比較安靜，聲音完全可以納入審美和禮儀的考量范疇。今天的我們該如何從傳統服飾中吸收中國元素，并重視服飾的聲音問題？對周遭環境降噪并進行更多適配的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文明的回歸。

再看嗅覺方面，雖然古代貴族女性的服裝都會熏香，這在流傳至今的繪畫作品中并不多見，但晚明清初突然出現了大量表現女子伏在熏籠上熏香衣服畫面的畫作，說明當時的女子非常重視服裝散發的馨香，或者說當時的男性很重視女子服飾的氣味，即從嗅覺方面對女子形象進行觀照。今天我們也灑香水，當然多是化學成分調制而成的香水，與古代的植物熏香有些不同，但可看作古代熏香的延續，保留了古代服飾審美中嗅覺的維度。

視覺是女子形象塑造最重要的一個維度，晚明清初女子服飾形象在視覺方面最明顯的特質在于從頸部到胸部的處理，我稱之為立領“對扣”配披風瓦領的模式。大的披風瓦領賦予里面的立領“對扣”足夠的展示空間，體現女子的端莊、典雅、含蓄，彰顯了低調奢華而富有文化氣質的特征。“對扣”的材料通常為玉、琥珀、瑪瑙、金、銀、銅等，有些“對扣”上還會鑲嵌紅藍寶石，工藝相當精湛。“對扣”既能承載服飾門襟的閉合功能，又能作為精致雅麗的首飾彰顯佩戴者的身份地位，承載了社會學和物質文化史的多重含義。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模式并非源自中土，而是從中亞和西亞引進的。

從聽覺、嗅覺和視覺對女子進行全方位的審美觀照，相比以往多為單一的視覺維度，更加生動和立體。可以設想一下，一個晚明清初的男子在沒有看見某位女子之前，先聽到她身上玉佩發出的富有韻律和節奏的聲音，當她走近時，能聞到她服裝散發的陣陣馨香，最后才看到她端莊、典雅、富有文化氣質的服飾打扮，一定會心曠神怡。這種典型的服飾形象塑造，或許可為今天重要禮儀場合或重要節日的服飾設計提供有益參考。

女子品評標準從重外貌到重才藝的轉向

那么，什么原因導致晚明清初的男子會欣賞端莊、典雅而富有文化氣質的女性形象呢？尤其是富有文化氣質這一點，與傳統的女性形象是相悖的。在傳統的男權宗法社會中，男性的主要分工是“外而公”的，包括求取功名等，女性的主要分工是“內而私”的，“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識字、舞文弄墨似乎不是女人“分內”的事情。

然而，我們審視晚明清初的世風，發現一種與傳統女性形象相悖的、工詩善畫的新女性形象（才女形象）受到推崇，這讓晚明清初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才女文化”最盛的時期。由明代朱錫綸與趙世杰合輯的著作，明朝部分收錄70位女作家；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收錄了242位擁有一部以上著作的才女，明清之際女性詩人的選集和專集超過3000種，如王鳳嫻的《東歸紀事》、沈宜修的《伊人思》和《鸝吹集》、梁瑛的《字字香》等。另外，晚明清初的女書畫家也有112位之多。從圖像角度觀察，晚明清初出現了一些女子閱讀書籍或者女人在紅葉上題詩的畫面，這也是以往沒有的。

《雍正妃行樂圖》展示了清初流行的女子服飾形象

整體來看，晚明清初確實是一個“才女文化”興盛的時期，對才女的推崇使當時的女子形象呈現端莊、典雅、富有文化氣質的新特征，其背后反映的是男性尤其是文人士子對女子的品評標準從以往的重外貌轉向了重才藝——因為“女為悅己者容”。

關于晚明清初“才女文化”的興盛，筆者認為原因包括新的“才情觀”的推動、明代出現版刻高峰、以家庭為中心的園林雅集活動盛行以及女子活動空間擴大、游玩結社等。

晚明清初文人對女子的追求標準中，對才華的欣賞前所未有，其擇偶觀乃至對青樓女子的品評標準與歷代相比發生了明顯轉變。明末謝肇淛《五雜俎》載：“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豈理也哉。”潘之恒在《金陵妓品》中品評士女高下的標準為：“一曰品，典則勝；二曰韻，豐儀勝；三曰才，調度勝；四曰色，穎色勝。”這里已將女子的外表排在最后，而才情居于前列。

嘉靖以后，大量官刻和私刻的書籍充斥市場，出版業出現前所未有的繁盛，女子同樣有機會閱讀書籍，獲得文化傳播的渠道。有些書商出版才女的詩集，受到市場的追捧，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更加促進“才女文化”的興盛。此外，隨著宗族地位日益重要，母親要承擔起子女教育的重要角色，自己首先必須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可以明顯看到官宦人家文學鉆研對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母親亦師亦友的中心角色。

明代江南文人造園疊石的活動大大促進了園林文化的發展，在環境優美的園林中展開以家庭為中心的文人雅集、詩詞唱和以及書畫清玩等活動成為當時的風雅之事，這也使女性獲得更多學習文化藝術的機會。

晚明清初女子外出旅行游玩一般包括幾種形式：一是從宦游，即男子到外地做官時，妻子或女兒借此機會跟隨旅游，沿途驛站必須接待，類似現在的公費參觀；二是賞心游，即女性親友一起或文人攜妓到風景優美的地方游玩；三是宗教節氣游，即女子借進香、觀花燈等機會游玩。結社則進一步打開婦女之間的社會交往。首先，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女子會結成“詩社”，交流詩詞畫作，享受文化藝術魅力，促進彼此詩詞水平的提高和詩詞作品的傳播。其次，會茶結社，一些地方官員的家屬聚集在一起，通過飲酒的形式溝通交流感情。浙江吳興地區婦女鄰里之間的“會茶”，大致也是相同意義的婦女結社。每月朔、望兩日，婦女在家中堂上設茶果，作為一種供奉土地之神的儀式，供神完畢之后，“或通飲啜于鄰嫗”——借供神的儀式行結社之實。女子通過游玩結社、聊天娛樂，擴大社交網絡，其文化、思想的碰撞，對女性文化水平的整體提升大有裨益。

（作者系北京服裝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大唐之花”：

從《長安三萬里》看絲綢紋樣藝術

陳琰璐

最近大熱的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將盛唐的瑰麗繁華展現得淋漓盡致。除了群星閃耀的詩詞豪情，電影中的服飾紋樣細節考究，再現了中華歷史長河里的紋飾之美。唐代政治開明、思想開放、生產發展、商業繁榮，其陸上絲綢之路和新興的海上絲綢之路四通八達，承載著繁盛的絲綢貿易和文化交流。也正因如此，當時的絲綢及紋樣藝術融匯東西、精彩紛呈，具有華麗雍容、開放大度、兼收并蓄的盛世品格，堪稱“大唐之花”。

唐代聯珠團窠對鹿紋錦

聯珠紋。魏唐時期，最引人注目的絲綢紋樣便是聯珠紋，即小圓珠連續排列而成的規律的幾何形骨架，從排列方式上來說，有套環、對波、交波、簇四、簇二等，通常在骨架內填以主題紋樣，如翼馬紋、翼獅紋、孔雀紋、豬頭紋、狩獵紋、人物紋等，具有明顯的異域風格。這種聯珠紋是薩珊波斯藝術中最為典型的裝飾圖案，與西亞人對光明的崇拜有關，由于絲綢之路的暢通和文化交流的頻繁，對北朝至唐代的織錦風格產生了極大影響。聯珠團窠的式樣更是盛行一時，并不斷發展與變化，形成了一系列經典的團窠紋樣。

唐代瓣窠聯珠瑞鳥紋錦殘片

團窠紋。團窠紋是一種在圓環形或近圓形的骨架內設置主題紋樣的圖案形式。團窠環的骨架多為聯珠、卷云和花瓣等紋樣，窠內的主題圖案多為動物紋、花卉紋或人物紋，通常成對出現，窠外的賓花圖案或為對獸，或為十樣花。團窠圖案的源頭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時期，一般認為是受到薩珊波斯藝術的影響，在唐代時極為盛行，且以四方連續排列的簇四團窠最為常見。團窠骨架起初以聯珠紋為主，后逐漸與中國本土的卷云紋、花瓣紋相結合，產生了一種由聯珠環和卷云或花瓣等構成的復合聯珠環團窠，并隨著寶花紋和卷草紋的流行，出現了由花卉和枝蔓構成骨架的團窠新式樣，也就是風靡大唐的“陵陽公樣”。

寶花紋。寶花紋是唐代對團窠花卉圖案的一種稱呼，是一種多層次、多元素組合而成的抽象復合型花紋。從漢代起就已出現一種四瓣形的柿蒂花，進入唐朝，又融合了中西方多種紋樣題材，如忍冬、蓮花、牡丹、葡萄、石榴等。花中巧妙組合了花瓣、花葉和花蕾，呈放射狀對稱排列，花瓣的輪廓更加細膩飽滿，層次更為豐富，圖案形式富于變化，藝術風格華貴莊重，體現了唐代雍容大度、兼包并蓄的時代風格。

唐草紋。唐草紋又稱卷草紋、蔓草紋，因在唐代時極為盛行而得名。受佛教文化的影響，漢代時就已出現由忍冬紋和云氣紋發展變化而來的卷草紋樣。到了唐代，卷草紋廣泛流行，其樣式多取自牡丹、忍冬、葡萄、荷花、蘭花等花草題材，以S形波狀線結構為基礎，采用卷曲多變的線條，將枝葉、藤蔓與花卉組合而成富麗纏綿的裝飾紋樣，花朵繁復華麗，葉片曲卷飽滿，葉脈舒展流暢，構圖繁簡疏密，給人以繁亂、纏綿不絕的形式美感，反映了唐代絲綢富麗華美的藝術風格。

唐代狩獵紋印花紗（原件藏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蘇州絲綢博物館復制）

狩獵紋。狩獵紋多為描繪狩獵場景、狩獵工具等展示古人狩獵活動的圖案，一般為自由散列式或團窠式。狩獵題材很早就成為絲綢的圖案內容，在東周靖安墓中曾出土了狩獵紋錦，兩漢時期，狩獵紋樣在絲綢圖案中已不多見，直至魏晉時期，受薩珊波斯藝術文化的影響，狩獵紋重新成為絲綢圖案的重要題材，并不斷演化發展。在唐代，狩獵紋盛行一時，這與當時的政治、文化、藝術、宗教等諸多方面息息相關，反映了唐朝社會的狩獵風尚和尚武精神。

球路紋。球路紋也稱“毬路紋”，是以一大圓為中心，上下左右和四角配以若干小圓，圓圓相套相連，向四周循環發展而成的四方連續骨架，通常在骨架內填以鳥獸或花卉紋等。魏唐時期出現的聯珠紋樣中有幾種骨架的聯珠紋和球路紋極其相似，聯珠紋的構成形式也和球路紋相同，因此，有學者認為球路紋是由聯珠紋和團窠紋樣發展演變而來的。隋唐時期，球路紋裝飾已經十分成熟，現在保留下來的器物中也有裝飾球路紋，如唐代的鎏金銀鏤空鴻雁球路紋銅籠子和鎏金鏤空鴻雁球路紋擔梁銀籠，地紋均為簇四球路紋樣，上綴飛翔的鴻雁。球路紋在唐代已經形成，但在宋元時期才廣泛流行，如新疆阿拉爾出土的球路雙鳥紋錦袍等。

唐代花鳥紋錦（原件藏于吐魯番博物館，蘇州絲綢博物館復制）

葡萄紋。葡萄據傳是由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后帶回中原的，根據《西京雜記》記載，當時的絲織品上已有葡萄紋，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群也出土了北朝時期的龍雀葡萄紋刺繡，但葡萄紋真正流行是在唐朝。在唐代織物中，因葡萄的枝蔓與唐草紋卷曲的S形藤蔓結構相似，通常以成串的葡萄果實點綴在藤蔓紋樣里出現，或作為寶花紋的組成部分與其他動植物紋樣組合出現。還有一種較為復雜的葡萄綾，以纏枝為基本骨架，枝葉圍繞葡萄展開，連綿不絕，反映了當時人們頌祝子孫昌盛、綿延不絕的美好愿望。

絲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經由絲綢之路將中國與世界相連，在推進人類文明的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柔亮溫潤的色澤、復雜多變的結構、華麗多彩的紋飾，造就了絲綢獨有的優雅和綺麗。從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絲綢殘片，到歷朝歷代精致華美的絲綢文物，再到時尚新潮的當代絲綢藝術，5000多年的絲綢歷史，既是一部中國工匠不斷革新技術的科技史，亦是一幅時代風尚融合變遷的藝術畫卷，歷經歲月洗禮，其鐫刻的美學記憶，透過歷史長河依然熠熠生輝。

（作者系蘇州絲綢博物館助理館員，蘇州絲綢博物館供圖。）

作者： 魯西、陳芳、陳琰璐

責編： 勾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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