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辭職前，徐文哲先后在公安局、檢察院工作了10年，為了“自由自在地生活”，他選擇辭掉反貪局副局長的公職。拿到辭職批復的當天，徐文哲第一次去了酒吧，那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辭職后，徐文哲在私人企業工作了八年，干過法務，做過監察經理，從“從來不求人，變成天天求人辦事”，一個月適應了身份和角色的轉換，他說，“這世上只有一種成功，就是能夠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度過自己的一生。”

當一些公務員在體制內工作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后，選擇辭職下海到社會上“闖蕩”，在考公熱的當下，他們逆勢而為，在生活中做出了不同的選擇。

(相關資料圖)

徐文哲身邊有很多從公檢法辭職的朋友，他組建了一個數百人的辭職群，不時有人在群里說，“后悔出來晚了”，也有人說，“現在辭職都是大神”“膽肥了點”。

徐文哲說，一些人辭掉公職出來后生活并不順利，甚至患上抑郁癥。他和這些人聊天，發現一些人沒有做好準備就辭掉公職，“他們在體制內接觸外面的崗位較少”。

但也有人辭去公職后“混得風生水起”。在他看來，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是存在差距。“考進體制內并非上岸享福，體制外也沒有遍地黃金。”

體制內和體制外似乎總有一道看不見的墻。孫偉在公安部門工作10年后辭職，成為一名互聯網企業員工，身份和角色的轉換起初讓他不太適應。在一家體量龐大的公司里，他感覺自己更像是一顆“螺絲釘”。曾一心想成為公務員的山敏，從原來的書記員、法官助理，轉為律師，發現沒有了可見的職業天花板，只有自己的瓶頸。原是公安經偵人員的聶鑫，現為企業監察審計，辭職后，他仍然懷念以前的工作，但他獲得了更多的自由、財富和與孩子相伴的時間，他說，“我沒有后悔過。”

[以下是他們的講述：]

孫偉，36歲，原刑偵副隊長，辭職后于企業合規部門任職，現為律師

離開圍城

2012年，我從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公安法制專業畢業后，因為從小就有警察夢，所以就報考了我們當地的公務員公安法制崗，那個職務當時只招一個人，報名的人有60多個，競爭挺激烈的。最后我被錄用了。

考上公務員后，我是先在看守所工作，接著到刑警隊，后來去了經偵。在經偵辦過一些大要案之后，我又回到刑偵。在公安工作這十年里，最苦最累的辦案崗位我都待過，也積累了一些辦案經驗。

有一個傳銷案件，算是我從警生涯中辦的比較大的案件，是我們蚌埠當地一家非常大的企業，它聲稱自己在美國上市了，就向不特定的公眾售賣股票，又建立了一個傳銷層級結構。我們后來查獲它大概有100多層，在全國有幾萬會員，涉案金額十億左右。

后來在刑偵，我主要負責一些暴力犯罪或者盜竊類的小案件，這種案件讓我失去了當初在經偵的感覺。這也是我選擇辭職的原因之一，工作辛苦不是最主要的，而是這一路走來，我突然間有種厭倦感，工作的成就感和價值感慢慢缺失。

在體制內，我嫉惡如仇的性格躺不平。每次看到被害人無助的眼光，受不了，第一反應是一定要把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這種信念特別強烈。我當時快辭職的時候，有一個被害人是遭遇合同詐騙，我跟他聊完之后，說你這是屬于經偵辦的案件，我會把材料交到經偵部門。雖然這個案子不歸我管，但我一直在幫他推進，最后這個案件立案之后，把受害者的錢追了回來。沒想到他給我送了面錦旗。

不過，有時我覺得心累，感覺自己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經濟上和職務上都是。我認為我應該有更高的平臺，可以服務更多的人，但上升看的是綜合實力，不僅僅是工作能力強就行。

我考慮到個人的發展，因為已經工作了十年，天花板就在那里，我能感覺到。有時候，我看到那些年齡比較大的同事，就在想，再過二十年，我也和他們一樣。總是有點不甘心，就想換一種生活，換一種人生。

既然已經體驗了公安的所有的感受，現在覺得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寬度拓展一下。人生就是一種體驗，再從事一個工作的話，我感覺又活了一輩子。

還有一個原因是考慮到家庭。說實話，這份工作收入太低，在我們這個三四線城市，還完房貸后，工資所剩無幾。我的工作一年有半年時間都在外跑，經常周一或者周日背著包就出去了，一個星期后回家，待兩天背著包又走了。但我的收入又不能給家庭生活帶來很大改善，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不能為了追求個人的價值，讓家人也跟著受苦。

思前想后，2022年6月份，我決定辭職，那時我35歲。其實在體制內，尤其在公安部門，離開體制的人不多，一年可能只有一個，甚至幾年才一個。我當時提辭職，領導都詫異，說你確定嗎？是不是遇到什么問題了？你可以跟我們反映，組織幫你解決，或者說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也可以跟我們交流。我說沒有，只是想體驗另外一種人生。

我父母說，你都這么大了，我們的人生經驗已經不足以給你建議，只要你老婆不反對，我們都支持你。我老婆也很理解我，她一輩子都困在那個小地方，覺得我應該到外面走一走。

但我岳父岳母很反對，他們覺得企業不穩定，擔心我萬一被裁員了怎么辦？我說我不留戀體制內的光環，出來之后，保底收入不低于體制內，我就放心了。所謂的穩定，只有穩定的低收入，如果我在不穩定中越來越好，我寧可要這種不穩定。

我知道現在公考很熱，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圍城，圍城里面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

不過，我對公安這份工作有很深的感情，曾經的警服我現在還保留著，也是對工作的一種紀念，但我現在不能再穿了，一直在衣柜里放著。我跟我老婆說，無論放成什么樣子，不能給我扔掉。雖然現在出來了，我時常做夢還在抓人，或者審訊。

另一扇窗

辭職的時候，我已經拿到了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的offer，當時我利用休息時間參加面試，一共經歷了五輪面試，最長一次面試了兩個小時。去之前，我也算了一筆賬，在這家互聯網公司工作幾年的收入，已經相當于我在公安部門工作二十年的工資。這不就等于自己的人生省下來十幾年？

另外，我辭職出來是有信心和底氣的。這個社會上再辛苦的工作，還能有公安工作辛苦嗎？像我以前經常熬夜抓捕、審訊，常常一干就是幾天，我到社會上應該有足夠的適應能力。無論社會環境怎么變化，踏實工作的人總有立足之地的，如果我辛辛苦苦工作，都不能解決溫飽問題，那一定不是個人的問題，是社會運行出現問題了。

拿到辭去公職批復的那天，我沒有很開心，也沒有很傷心。對工作有留戀不舍，也有些遺憾，覺得自己壯志未酬。但我將要換到另一條人生賽道，對未來又充滿希望和期待。

辭職時我是刑警隊的副隊長，我在體制內的時候，是兢兢業業工作的人，我不會去考慮這份權力給我帶來什么。我想無論做人還是做事，不是因為你工作的平臺和身份，而是因為大家對你這個人的認可。關于社會地位，我認為是虛的東西。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不會帶著甲方的心態和別人交往，或者體驗支配的快感，心態平和。所以我辭職出來之后，原來職業平臺和光環沒有了，我仍然可以適應這個社會，出來之后才不會有失落感。

我到企業之后，后悔沒有早點出來，因為那個時候互聯網還有一波紅利。我在去年那個時候出來，確實不是很好的一個時機，但是我想了一下，不能再等了。

出來后，我先是在公司做反舞弊工作。我們廉政合規部有三個人，主要是針對內部員工的舞弊行為，比如貪污、非公受賄、挪用資金、職務侵占這類案件，我們會進行初查，如果發現涉嫌犯罪，我們會對接移交到公安機關。

企業的員工如果涉嫌犯罪，他一定是在業務線上深耕多年的人，發現業務的漏洞后謀取私利。跟這種人去打交道的時候，如果你不懂相關業務，就可能查不到證據。

我用在公安的工作經歷做比較。在刑偵工作的時候，我不會考慮這個人是干什么的，是在哪個企業，刑偵工作是一些暴力犯罪案件，但是經偵的時候，如果一個金融領域的人涉嫌犯罪，我們要了解金融知識，也是為了把嫌疑人拿下。而到企業的廉政和監察之后，把人處理掉只是第一步，之后還要對業務進行風險的復盤和整改。

做反舞弊要跟公安打交道，當我去公安部門報案或和他們交往的時候，特別理解當初老百姓到公權力部門辦事的難度。身份一變，大家不會考慮你當初是體制內的人，對你有特殊照顧，你只是一個普通群眾。那時我發現很多人那種對權力的傲慢、支配的欲望體現得淋漓盡致。

有次我去一個派出所報案，工作人員說我們的證據有各種問題，不構成犯罪，推三阻四。這也沒什么，但是他的冷漠和硬推，讓我很生氣。按照法律規定，他首先要受理，受理之后再審查，他直接跳過去說這個東西不合格，不接受。當我作為被害人角色的時候，那種維權無門的感覺，體會才更深刻，而在體制內的時候可能意識不到。

不過我也理解他們的做法，他們工作確實也忙，要求所有人像自己一樣思考不太可能。我后來也調整了自己的心態，這對我來說也不是最大的挑戰。

和在公安工作時不一樣，當時和企業打交道，我是局外人的立場。后來作為企業員工，我去調查公司內部案件，會深度介入到公司的業務當中，包括它的業務流程和業務邏輯，才能發現問題。這讓我在工作前期有些不適應。

還有些不適應的是跟主管的相處。在體制內時，我是很強硬的，跟領導相處時，我也從來不會說因為這個人職務高，就可以對我怎么樣，我認為首先我們要依法辦事，如果我認為領導做的事情不對，我也會把自己觀點表達出來。

到了企業，尤其是大廠，讓我感覺到服從意識比在體制內還強，在一個體量已經很龐大的公司里，每個人就是一顆螺絲釘。我的工作是隨時可以被替代的，很多時候我的思考和觀點似乎沒那么重要。

我和主管級別一樣，他年齡比我小，這我能接受。當我們看法不一樣的時候，主管也挺強勢，我有些想法反復和他溝通之后沒有效果。后來我想這可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天然的矛盾。他為了體現自己作為管理者的一些權威或專業度，會認為你做的事情不如他專業，你只要服從就可以了。那種感覺讓我不太舒服。

在體制內，我的上升空間是看不到的，到企業之后我仍然有這種感覺。員工在工作中體現自己價值的時候越來越少，你想再有什么創新，或者對業務有更大的貢獻，基本不可能。我剛進企業時，要不停地學習各種業務，今天把這個業務線全部學一遍，但下一個案件來了，還要繼續學，這種學習對我來說性價比不高，假如有一天我離開這個企業，它未必在另外一家企業用得上。

我自己在體制內棱角沒有被磨平，擔心在這里反而被磨平，激情也磨沒了，不到一年，就辭了這份工作。

不過這份工作也給我打開了一扇窗，我對企業的組織架構也更加了解，對我現在做律師和企業打交道也有幫助。

這之后，我又和幾個朋友合伙開了律所。做律師之后，我有一種感受是，身心自由，能把自己的創造性發揮出來。原來會覺得很多事情要受到約束，現在是自己拿主意，自己做決定。其實我現在還在實習律師階段，但是因為我在公安的工作經歷，幾個合伙人還是給了我很好的待遇。

我選擇來上海發展，不想利用原來的關系和資源。現在，我也談不上有什么遠大的理想，只想讓家人過得好一點。

山敏，32歲，原書記員、法官助理，現為律師

“像個機器”

2009年我進入大學時，學的就是法學。當時法學不是熱門專業，在英語跟法學之間糾結后，我選擇了后者，因為我覺得法學之后考公務員的崗位比較多，而且學法學，很酷。

還沒進入大學，我就計劃考公務員了。我是農村孩子，覺得公務員是鐵飯碗，工作穩定，而且穿上一身制服，很酷。我有個表哥是刑警，受他影響，我覺得體制內的工作好像挺好的。大概在我19、20歲時，去過他的派出所，當時很懵懂，看他穿那身制服很帥，他那時只是坐在那里辦公而已。后來我也有想過做一名警察，但身高不夠，所以不行。

大學四年，除了考公務員外，我心無旁騖。主要是不知道自己學這個專業出來能做什么，臨近畢業季的時候，我也沒有和同學們討論過就業問題，是不是有點奇葩？也不知道大家后來都選擇了什么工作。我在大學期間選擇做我們班團支書，可以第一個入黨，入黨也是為了做公務員，可以說我在一步一步地計劃和實現這件事。

2013年畢業后，我到縣法院當書記員，小時候一直生活在鄉里，從這份工作起，我就一直離家了。工作日常是寫材料、打電話聯系當事人、協助調解、做開庭記錄等基礎工作。

但即便是書記員，當時考試報錄比很夸張，幾百個人競爭，最后只收錄五六個，那時候就業形勢已經很嚴峻了。

書記員的工作沒有編制，我就繼續考，那些年陸陸續續考了很多次公務員，國考、縣城里面的國稅局都考了。2015年，我備考了半年，一次就考上了昆明的區法院的法官助理，當時兩百多人競爭六七個崗位。

我想著可能到了一個大的地方，可以更好地見見世面。那時已經司法改革，實行的是法官員額制，必須要入額以后，才能坐到審判崗位上去敲錘，沒有入額的話就只能做助理，所以就是一個法官帶著一個助理和一個書記員。

日常工作，法官負責審案子，我負責看卷宗，閱卷、寫判決，還有通知的工作。但基層法院案件太多了，我在進行流水線工作。

法院系統分民事審判庭和刑事審判庭等等，刑庭又分刑一庭和刑二庭，刑一庭是我所在的、辦理普通刑事案件的審判庭，刑二庭是辦理未成年人犯罪、職務犯罪案件的審判庭。刑事案件改判的幾率非常非常小，一個刑事案子，先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檢察院負責審查起訴，過了這兩道手來到法院這邊，由我們進行審判，寫判決、下判。其實到我們這一環，定罪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我只負責走個程序，敲個錘，看一下沒有太大問題就下判，這讓我感覺自己像個機器。

當時那個年代，律師介入的案件很少，首先是請律師不多，另外法律援助也沒有完全普及。法律規定的那幾種法律援助情況，例如未成年、聾啞人、外國人犯罪等等，這些情況在基層法院并不多。

如果有律師介入的話，我們會更用心去看這個卷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問題。律師提出來那些問題它到底存不存在？因為律師提出問題來我們得去反駁。但大多數情況是沒有律師介入的，相當于是檢察院怎么送過來的，我們就怎么判。

很快，司法改革之后就合并成一個刑事審判庭了，由5名法官組成，所有的案子大家都輪著辦，但仍然很少有律師介入的案子。再之后有了法律援助全覆蓋的政策，不單單是未成年、聾啞人等弱勢群體有律師，律師全覆蓋的情況下，基本上都會有一個值班律師在看守所。因為認罪認罰這個程序出來以后，犯罪嫌疑人、即被告人愿意認罪認罰，就會在值班律師的見證下簽署一個認罪認罰具結書。這個程序出來以后，就感覺我的工作更像是走過場了，基本上都按照認罪認罰來。基層法院的疑難案件并不多，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可能只有一些職務犯罪會更重視一些。

我也沒有那么高尚的初心，當初選擇學法律、進法院首要想的還是自己，其次才是想著追求法律公平公正。后面我發現，現實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樣。

我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后面法官負責終身制出來后可能還好一點，總之讓自己真正去思考的案子很少。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感受，我選擇了在2020年離職。

“多勞多得”

雖然當時正值疫情，但并沒有考慮那么多，只是想著出去了，挺自由的。在體制內朝九晚五上班，不能遲到，不能早退，當律師之后可以自由安排時間。

我身邊辭職的人也挺多，包括我當時在的法院，領導崗也有人辭職。有個辭職出去的同事自己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他聽說我要辭職，就邀我去他的律所工作，我后來沒有去，去了另外一家從檢察院辭職出來的老師的律所。

在體制內做事情，不會覺得那是自己的事，無論做多少案子，做多少工作，拿的依然是那點工資。但當律師之后，我是多勞多得，會覺得這些案子都是我自己的事情，說白了，這是我的飯碗，當事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我老公是警察，辭職這件事他挺支持我，覺得沒事，我要出去就出去，他有穩定的工作，應該也餓不死。他的支持給我很大動力，不然一般結了婚又有孩子的，職業突然變動，很不穩定，另一半不會太支持。其他家人也覺得還好。

辭職時我兒子兩三歲，同事勸我先別走，說等我再生完二胎再辭。他們的想法能理解，現在生孩子意味著我的事業會受到影響，但在體制里，休產假5個半月，正常發工資，懷孕了也不會受人歧視。然而做律師不一樣，很多客戶會嫌棄懷孕的律師，而且不工作就沒有收入，所以懷孕的壓力是挺大的。但我也不后悔，對我們來說二胎不是非生不可。

辭職出來的時候，我倒沒有大出一口氣的感覺，現在回想那個時刻，會想到汪峰的歌詞：“這是飛一樣的感覺。”但我已經不記得當初自己是怎么想的了，應該還是焦慮的，沒有固定工作后，只有靠自己了。

我認為從法院辭職出來的人做律師是有一定優勢的，比如我在法院辦過那么多種類型的案子，在案子堂陳的時候我是有優勢的，其次當事人也會覺得我從體制內出來，更有經驗，所以我在要價上也更有優勢。

現在，我身邊的同事很多都是公檢法辭職出來的，他們出來的原因大同小異，特別是公安，基層民警累死累活，工資就那點。我的想法是出去以后，一切皆有可能。

律師這個行業真的很現實，你的收入高了才有話語權。創收更高的人，大家看你就像看領導一樣，不像在體制內按照廳、處、科這樣劃分級別。即便是同一個律所的律師，你的創收比我高，你就會高我一級。特別是我現在的律所，年中和年終都有總結會，會議上會念每一個律師的創收，幾百個律師，創收低于10萬的不念，從10萬開始，從高往下念，那種感覺就像老師在講臺上念每個同學的成績一樣。

他們標榜的是，這種行為能夠鞭策你，你會想方設法地去找案源，但這又不像學習一樣可以積極主動，沒案子的時候就是沒案子。我確實會被刺激到，因為不想自己太丟人。

律師要自己去找案子做，這對人脈的要求很高。認識越多人，接到案子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就是為什么現在會有案源公司，我也會經常接到電話：“喂，山律師，我是××公司的，咱們有沒有這種案源的合作需求？”你交費用給他，他給你案子，但是成案率非常小。

我辭職出來當律師之后，有時（仍）感覺很無力。

我手上的一個刑事案件，當事人取保候審在外，他一審上訴了以后，二審才找到了我們，我當時去找法官溝通，因為刑事二審需要滿足法律規定的幾個條件才會開庭審理，另一種可能就是只書面審理。我當時問法官，他說會是書面審，我請他即便是書面審也告知我一下，什么時候組成合議庭來評議案件。周五他答應了我，過了一個周末，到了周二的時候，我打電話過去遞交當事人立功的線索，他說已經評議完了，結案了。

那幾分鐘，我頭是暈的，如果能被確定為立功的話，我遞交上去的材料會影響他的量刑，但法官就只有一句話，“沒辦法，我已經結案了”。那幾分鐘我作為律師，感覺特別無奈。那個立功線索是公安機關配合我整理出來的，被告人檢舉了另外一個犯罪嫌疑人構成犯罪，已經被立案偵查了，他確實能夠構成一般的立功了。

這是讓我感受最深刻的事情，不止這一個案子。之前的案子，我在基層法院的時候就已經介入了，雖然最后沒有改變什么結果，但是最起碼法官愿意聽你說話，愿意溝通。

我最近在跑一個偷越國家邊境的案子，出差在外，去很偏遠的看守所，周圍沒有吃飯的地方，就吃泡面。每天高鐵站和看守所兩點一線地來回跑，必須保證一天內能跑完。有時候出差，自己開車從云南昆明到四川，要開一天，早上五六點出門，到晚上10點多回家。我是不怕辛苦和勞累的，在我們這個行業，要想掙錢多，必須得辛苦。

山敏做律師后的狀態。

我辭職前后的生活狀態有蠻大變化，最明顯的是時間，現在我可以自由分配時間。律師的工作狀態類似項目制，接到一個案子會很緊張地忙一陣，案子結了之后會稍微松一點，再去找下一個，但很多時候也會幾個案子并行，我會和伙伴一起合作。

比起來，我更喜歡離開體制后的狀態。之前是8點半或者9點上班，我要很早起床，趕緊洗漱后把孩子送去幼兒園，直接去上班，現在我兒子的幼兒園就在我們小區，我可以先把他送去幼兒園，再回來慢慢洗漱，再去上班。而且我不需要在律所坐班，有事情才去，寫文書有電腦就行，在哪寫都一樣。

我覺得我的適應能力還是比較強的，辭職出來之后對各種變化適應得也蠻好，好像沒有經歷過低谷期，自己覺得在進步，可以體現在收入越來越多。我也不求大富大貴，出來后不比以前差就足夠了。

我知道現在仍然有很多人擠破頭想進體制內，每個人有不同的選擇吧。

律師越做越好，身價會越來越高，沒有可見的職業天花板，只有自己的瓶頸。但行業內參差不齊，包括在我們律所，有人年收入上千萬，也有年收入不到十萬的。

后來，我換了一家律所，一開始我奔著那位辭職的檢察官去的第一家律所，他后面去北京了，我收到了別的邀約，就換到了現在的律所。我有自己開一家律師事務所的想法，但覺得目前我還不夠格。沒辦法，我得豁達一點，有些東西不是我想，就能得到的，不能鉆牛角尖。

聶鑫，40歲，原公安經偵人員，現為企業監察審計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大學讀的專業是經濟犯罪偵查，本想學網絡安全，但是可能有人考得比我好，我就被頂下去了。當時經偵并不熱門，我學習這個專業時覺得好累，學的東西很多，雖然后來發現網絡安全學的東西更多。

大學畢業后包分配，我就直接進了體制內，做經偵方面的工作。從2006年開始，我工作了17年，辭職的時候做到了副科級。

在體制內工作時，我感受最深的是，能干的人就要不停地干，同工不同酬，而我覺得自己就屬于比較能干的。很多人可能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得不到提拔，后來就徹底躺平不干活，剩下的活就只能我們能干的人干。

我這個崗位沒有人想干，因為要做的活比較苦，比較累，雜事比較多，像寫稿子和處理信訪之類的，除此之外，背鍋的幾率也比較大。

另外一個感受就是，體制內的斷檔比較嚴重， 50后60后比較多，70后比較少，然后直接就到了80后，所以我們80后剛進入體制的時候，得不到那么多包容。我記得當時我穿的衣服不是特別花，就是那種拼色的衣服，上半截一個顏色，下半截一個顏色，有老同志看不習慣，說我穿衣服太花里胡哨。后來導致我穿衣習慣也變了，基本上黑白灰。

去年11月份，我寫了辭職信，今年1月才真正出來的。中間等待審批的這段時間我正常上班，新工作在審批結束之前就找好了，是獵頭推的，在企業做監察審計，工資比之前翻了好幾倍。但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分之一，出差也明顯變少了。以前真的停不下來，一個案件接著一個。不過有一點，體制外的新工作更需要自己去學習，自驅力要強。比如我以前沒做過審計，現在要去學習相關知識。

我選擇從體制內辭職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為了孩子，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孩子今年6歲，因為工作，我大概一年有兩百多天都不能待在家里面。

有兩件事讓我覺得自己真的需要陪陪孩子了。一次是在我女兒6歲多的時候，我當時被抽調出去，一直在深圳，孩子發了一條抖音，內容是“爸爸你再忙，我都長大了”。還有一次是我大概出差兩個多月，回到家，她晚上吃飯的時候，突然跟我說，爸爸我長大以后，也要當警察。我說你為什么要當兵？她說，當警察就可以當你的同事，你出差就可以帶著我。當時心里比較難受。

她大一點懂事了，基本上我出差她就會拿一個比較喜歡玩的玩具給我，讓我帶在身邊，說你帶著它就跟我在你身邊一樣。

聶鑫陪孩子。

辭職的另外一個原因是降薪。2021年時，（年薪）大概降了幾萬塊錢。沒有下降前月收入大概一萬二三，后面年終獎被砍掉了。這之前一直在傳降薪的消息，我聽到的時候，感覺經濟壓力變大。當時我房貸背得比較多，基本上我一個人的工資就全部要用來還房貸，降薪會導致家里生活質量下降。平常我很少看工資卡，今年申報個人所得稅的時候，才發現工資真的降了。

我是在疫情之后選擇從體制內辭職的，辭職前也考慮過當下經濟環境不好的問題，也跟家里商量過。家人剛開始很反對，我和他們溝通了很久。畢竟體制內比較穩定，我愛人覺得我在體制內干得挺好，不同意我出來。但我還是下定決心。

事實上我2010年的時候就可以辭職，但當時還比較喜歡干這一行。那會兒我還沒孩子，剛領結婚證。我記得那時有公司找過我，因為他們需要我們這種人。

現在我做的工作和原來差不多，原來體制內的時候，我管的另外一塊就是監察工作，主要是去企業內部查一些東西。

辭職成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陪父母過年。我女兒興奮地跑去跟老師說，我爸爸辭職了。不過我辭職到現在，還沒有陪女兒做很多事，因為她要上學。

辭職之后，我的生活狀態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時間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體制內周末假期都要出差，企業該放假就放假。其次精神壓力變小了，人輕松很多，剛開始反而不太適應。直到現在還會保留以前的工作習慣，我睡覺時手機會放在耳邊，鈴聲會響鈴，擔心隨時有事，神經高度緊繃。以前有時凌晨2點多，領導打電話說要出任務。

出來之后，沒有遇到過什么困難，我覺得自己適應能力比較強，只要工作態度沒問題，應該不會碰壁，而且企業更喜歡我們這種執行力強的人。

現在這份工作做下來，唯一心里不太舒服的，是手底下的人干活太慢。之前在體制里，手下比現在企業里的人執行力好很多，都是年輕人，私下處得好，我又喜歡盯在他們屁股后面。現在這批人做事拖拉，你跟他說三天完成，他真的就拖到最后一天。如果兩天做完，我們還有一天容錯。對比體制內外，我覺得差別不大，都會碰到不配合的人，把心態放平了就好，有問題解決問題。

我還是很懷念以前的工作。辭職后，制服上交前，我穿著制服到影樓去拍了張照片，要了個底片做紀念。

對于從體制內辭職這件事，我沒有后悔過，也沒有過考回去的念頭，畢竟歲數也不允許了。而且我對現在的狀態挺滿意，計劃是50歲退休，能多積累一些財富給孩子，就夠了。

記者 袁璐 實習生 周昱帆 余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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