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輕人看待知識分子和七八年前完全不同時代情緒也發生了變化

接到許知遠電話的時候，他剛從新加坡回國，在北京大街上散步，電話那頭不時傳來汽車喇叭和行人喧囂。

散步，尤其是長時間散步，是許知遠為數不多的鍛煉方式之一，經常一走就是兩小時，這也是他進入每個陌生城市的方式。

(資料圖片)

在和綜合格斗選手李景亮做了一期《十三邀》之后，47歲的他又忽然迷上了打拳，只要人在北京就會定期訓練。

如今大家了解的許知遠，是紀錄片《十三邀》中的采訪者，更接近文藝圈層的讀者知道他是作家，還開了一家名叫單向街的書店。

許知遠不關注每期節目的評論，甚至成片也不怎么看。但他知道《十三邀》曾經引起過多大的爭議，互聯網也還保留著這些記憶：

和俞飛鴻對話的那一集，許知遠被貼上了“油膩中年”的標簽；和木村拓哉的聊天，有人評論說尬到腳趾摳出三室一廳……

但到了2023年，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不同的許知遠。

當得知李景亮這期節目出圈之后，他感到非常意外，反問了一連串為什么，一邊又陷入我們熟知的自我剖析。

“當時在上海看他們打比賽，有人在直播鏡頭里看到我了，還在彈幕里問：那是許知遠嗎？下面有人回他：別傻了，許知遠怎么會來這種地方?！?

現在聊起這段，他還是會哈哈大笑。

“許知遠怎么會來這種地方？”相比剛開始面對鏡頭的那幾年，如今許知遠最大的變化，就是越來越多的出現在“這種地方”。

曾經他面對那些不同領域的名人，訪談就只是訪談，談完了事。

現在他更樂于走進對方真實的世界，登上獨臂船長徐京坤的帆船一起出海遠洋，在拳臺上被李景亮裸絞到幾乎暈厥……鏡頭給了他進入他人生活的“特權”。

許知遠自己的世界，則被完整切成了三大塊：一是《十三邀》，二是不斷需要向現實妥協的單向街書店，三是被他視為“避風港”的寫作。

以下內容來自許知遠的自述：

01

航海，打拳，跟他人遠行

許多人會把《十三邀》和我個人等同起來，其實拍節目更多是集體行為，它不一定是我自己可以完全把控的。

它不是屬于我自己的領地，其中有很多失控的時刻，但失控有時候也是挺美好的。

到今年為止，《十三邀》已經拍了第七季了，有時候我覺得煩躁，但我知道它會強迫我對世界保持某種開放性，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從更個人的角度來講，《十三邀》是我好奇心的延伸，因為它能讓我進入非常多不同的領域。

比如我們馬上要拍一期關于電競的主題，如果不是因為要采訪，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去和電競運動員打交道，或者如何理解他們的生活。

李景亮這期也是這樣。他帶的兩個年輕拳手，一個在邁阿密，一個在上海，我都是剛認識他們，一起喝了杯東西，開始像朋友一樣相處。

突然這個小伙子就綁著拳套上場了，我坐在臺下看著他被打倒在地，這對于我來說是一種非常強的情感沖擊。

我非常不適應直接的身體對抗，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面對這樣的沖突，我只能慢慢適應這種沖擊。

等到了片尾那一幕，我和景亮、教練多斯包括這些小拳手都相處很久了，從邁阿密到上海再到新疆塔城，真正培養出了朋友的感情。

所以最后走到麥田中央，玩性大發的景亮脫掉了上衣，我也干脆脫了衣服，那一刻我們就是兩個小朋友，你脫我也脫，很自然就發生了。

節目是有欺騙性的，導演需要作出一些比較抓馬的效果，但每個人體內都有一些不同的真實的東西，會被慢慢激發出來，所以大家會覺得節目開始前和結束以后我成了不同的人。

這些拳手面臨著嚴酷的生存環境，不斷把自己推到UFC這樣需要付出所有生存努力的舞臺，比我們平時生活的強度和復雜程度都要大得多。

在這個環境里生存下來，李景亮就必須要有生存智慧。所以我很鼓勵觀眾們，有勇氣把自己投入更困難的境地之中，能夠激發出不自知的能量。

我很珍惜這樣的平臺，能夠讓我更有機會卷入別人的生活，相比前幾季這是我最大的變化。

當時無法想象我會被卷入航?；蚴谴蛉?，即便跟著蔡瀾老師去他家鄉，我也沒想被卷入到這么強的程度，只是希望把談話進行完。

但現在，這才是我更容易理解他們的方法。

當我帶著鏡頭進入別人生活的時候，對方也會以另一種方式向我敞開，相處四五天，呈現生活的很多面，可能朋友跟他相處了20年都沒看到這么多面。

02

知識分子更重要了

我當然知道那幾年節目剛出來時的爭議，也理解為什么當年那么多人不喜歡我。

我們這代寫作的人，突然很多機器對著自己的時候會非常不自在，我度過了這段不自在的過程。

那時的很多評論，坦白說也沒什么道理，只不過大家會更愿意強調它的負面性，其實當時支持的聲音也很多。

我覺得后來反倒是觀眾發生了很多變化，他們會意識到這個節目本身的內在價值和力量，尤其是經過疫情這幾年，大家看到了許倬云、項飆這些知識分子對時代的重要性。

第一季的時候，中國社會是非常泛娛樂化的，我們對那時的泛娛樂化也有很多批評。

到現在整個時代情緒發生變化了，大家更會意識到我們在做什么、體驗什么，這些核心價值到現在沒有變化。

如今年輕人看待知識分子，和七八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更會需要知道自己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與社會、時代的關系是什么。

對于我自己來說，這段時間最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更具體”了。

我30幾歲的時候，更迷戀一些大的概念和敘事，現在則覺得所有思想觀念都需要用非常具體的方式來呈現。

這種具體可能是一本書、一次談話、一期節目、一個播客，也可能是一家書店、一個品牌、一次旅行甚至是一盤菜、一首歌，它們都承載著某種觀念，所以我想把每件微小的事情做好。

另一方面，經歷了疫情這段時間，我看到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有了不確定性，隨時都可能會消失。

03

工作量是年輕時10倍

作為70后一代人，我跟著社會的上升期、開放期成長起來，會覺得一切都想當然會越來越好。

但是眼前的挑戰讓我意識到，這些想法都過于樂觀，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比如我們書店。

單向街書店到今年做了18年時間。最近幾年里，我堅持的文化理想好像隨時可能會消失，我們充分看到了自己的脆弱，也正是這份脆弱讓我更希望把書店堅持下去。

前不久東京的單向街書店開業了，它就是在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東京所萌生的念頭。

那段時間我看到，因為疫情，不同文化間的溝通竟變得如此之難。我們這代人又是受全球化影響比較大的，認為多元價值就該彼此溝通共享，所以在東京開了這家書店。

它不僅是個“中文書店”的概念，我覺得更是一個“亞洲書店”。

特別希望能在書店里出現中國的作家、年輕藝術家、導演、攝影師，也有來自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大家在一起彼此溝通交流。

今年我去過的地方不算多，去了趟紐約，在邁阿密看UFC，頭一次看見那么多美國人對著八角籠用另一種語言吶喊，這是非常陌生的存在。

我最近剛從新加坡回來，在那里拍一期節目，對東南亞也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甚至想寫一本關于東南亞的書，以新加坡為視角看華人在東南亞過去200年的變化，這些都是全新的感受。

我現在的工作量，可能是10年前的5倍甚至10倍。我年輕時是非常懶散的人，現在突然變成很忙碌的人，中間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但我也會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能量是可以被激發出來的，比如被好奇心所驅使，或是被同事“逼迫”，總之需要壓抑自我然后做更多新的事情。

之前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和82歲的安藤忠雄做完一個多小時采訪，結束后他沒有休息，立馬回去工作了。

或許過了三年之后，我自己的工作強度可能比現在更大，也能撐得下來。

04

我的“朋友”梁啟超

我每天要睡8小時，如果睡眠少于7小時，就會對世界充滿厭倦。很難算清每天工作幾小時，因為好像總是在工作。

年輕時候看到一句話我覺得很有道理：對一個作家來講，每時每刻都是在工作，連去酒吧喝啤酒也是在工作，因為在觀察別人。

我有時也觀察身邊團隊里的這些年輕人，觀察他們身上普遍的困境。

他們在一個過度保護的環境中長大，但突然被推到了一個過少保護的現實社會中。

這些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很多東西都是父母和環境主動推給他們的，等到自己需要付出很多來換取一些東西時，就不知道該怎么辦了，這是對個人意志很強的考驗，有些人會退到舒適區。

所以在他們身上會體現出非常以自我為中心，同時又很脆弱。比如突然面對失業的壓力，他們只有父母可以依賴。

從2013年構思到2019年出第一本《青年變革者》，再到今年出了《亡命》，我這十年都在寫青年梁啟超。

一百年前的梁啟超，和現在的年輕人其實有著類似的困境，他們都要面臨如何重新創造自我的過程，在困境中創造人生新的可能性。

無論是面對百日維新的失敗和巨大的歷史變革，還是面對現在的日常工作或者家庭、生活的困境，你怎么重新創造自己、發明自己，這樣的價值是通用的。

梁啟超本來在中國待著，戊戌變法失敗后逃亡到日本，從橫濱、東京又去了東南亞，然后到了澳大利亞、美國，他成了一個全球旅行者，見到了當時不同社會的人和事。

很多人被突然拋入一個如此陌生的環境中，會被輕易摧毀。

但梁啟超卻在流亡的一路上創造了新的自我價值，成了重要的啟蒙思想家。這種自我創造的精神，有著很強的超越時代的感染力。

另一方面，梁啟超所處的近代社會，變化在急劇加速。

它從一個傳統的帝國轉型成現代民主國家，從四書五經、科舉考試突然切換成現代的小說、憲政、科學，李鴻章說那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沖擊力可想而知。

我在《亡命》的序言里類比，這就像我們7080年代受教育的人，突然被推進一個人工智能的世界，告訴你大數據對思想的影響，解釋火箭怎么飛上火星。

曾經我提到過自己對于梁啟超有一種天然的感情，因為我大學畢業以后就做了新聞記者，梁啟超也是中國現代報業的創始人之一，是個偉大的新聞記者，所以我們有職業上的親近。

現在寫了他十年，隨著我越來越多進入他的世界，我們培養了更深的感情，覺得他就像我一個跨越時空的朋友一樣，一個虛擬世界的朋友。

它存在于我的世界，我理解他的挫敗、掙扎、喜悅的時候，我自己也會感到相似的挫敗、掙扎和喜悅，這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

未來七八年，我會寫完剩下的三卷，這仍會是一段漫長的關系。或許當我寫完梁啟超的時候，這段友誼就會告一段落。

我可以接著去寫李鴻章或是別的誰，去培養一段新的感情。

文、編輯／Cardi C

圖片來自受訪者提供

部分圖片來自騰訊視頻《十三邀》、單向街書店

以上內容來自“外灘The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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