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年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奇

緣

自貢鹽與茅臺酒

劉 剛

“煮海為鹽，國用以蓄；鑿井汲泉，蜀中所獨；水火既濟，實天降福；遠貿黔中，近食鄰牧；計引配鹽，不勞案牘；裕國通商，法令以肅”（清道光《富順縣志·鹽政志》），這段引言不僅彰顯了四川自貢井鹽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道出了“蜀鹽走貴州，秦商聚茅臺”的川黔百年鹽酒傳奇。

自貢自流井鹽場千船競發（1938年，孫明經 攝）

一

井鹽入黔的緣起與發展

歷史上，貴州因大山阻隔、地處僻遠被視為蠻荒之地，素有“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之說，“地瘠民貧”是其顯著特征。更要命的是，這片向稱“山國”的高原之地不產鹽，民眾世世代代飽受淡食之苦。

清乾隆十年（1745），貴州總督張廣泗向朝廷奏請川鹽入黔，并組織力量疏浚赤水河。經過治理，鹽船經赤水河可上溯至茅臺。鹽路的改善，使眾多自貢鹽商開始參與運鹽大軍之中。道光《遵義府志》在記述這段歷史時，稱“四川自流井之鹽由是起拔”。乾隆年間，曾任四川提督、總督的黃廷桂將川鹽入黔的四條水路劃定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永岸即“永邊岸”，經永寧河運至四川敘永縣，再經陸路運往貴州畢節各地；仁岸即“仁邊岸”，經赤水河運至仁懷茅臺，再經金沙到安順以及貴陽等黔中腹地；綦岸即“綦邊岸”，自綦江至貴州桐梓縣松坎，再到遵義等黔北之地；涪岸即“涪邊岸”，從涪陵沿烏江至貴州思南等地。

仁岸起點為四川省合江縣，沿途涉及今貴州的赤水、習水、仁懷等縣（市），至終點茅臺起岸。該岸位居川鹽入黔四大口岸之首，憑借黃金水道赤水河承擔著貴州三分之二的食鹽轉運任務，極大地促進了該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當時，自貢鹽商在仁岸開辦了不少鹽號，如“協興隆”“仲興祥”，即由自貢資本雄厚的李姓、王姓鹽業世家分別舉辦?！皡f興隆”總號設在仁懷，從仁懷到貴陽沿途設子號多達70余家。各子號不但自置辦公房屋、鹽倉和丘二（“丘二”，川渝方言，即店伙計。編者）住宅，還購置田產，所收租谷足供子號全年繳用。

川鹽入黔示意圖（曹龍乾繪）

據四川富順舊志載，為落實清廷鹽政“引岸專賣”制度，雍正八年（1730），在富順縣設自流井分縣，分縣丞署駐縣西北的自流井鹽場，專司井、灶、枧、號等鹽務管理，推動井鹽產、運、銷發展。川鹽入黔新政開啟時，富順全縣運銷“黔邊水引（‘水引’，此指水路運銷食鹽的憑證。編者）一千七百五十張”，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額行黔邊水引三千三百張，陸引四百五十張。每年征解稅、羨（“羨”，余剩、超出，“以羨補不足”。清代賦稅為彌補田賦所收實物損耗而在正項外加征的部分稱“加耗”，征糧時名目有“升斗耗”“雀鼠耗”等；改征銀兩后為彌補銀兩熔鑄損耗而加征的部分稱“火耗”。所征“加耗”“火耗”抵補實際損耗后的盈余稱“耗羨”。耗羨一部分歸州縣官吏所有，名“養廉”，余解交省庫藩司，名“羨余”。編者），截銀三萬三千三百六十兩”。短短數十年間，銷往貴州的井鹽幾乎翻倍。

四川省榮縣也同時在貢井設立分縣，“司配截、巡徼之責，稽查場區，佐理縣事”。榮縣舊志載：“水引運道，由合江換截引紙，轉運黔省仁懷縣口岸銷售……乾隆二十五年，于鹽井見咸等事案內，詳請增水引一百二十張，總計行黔水引一千九百五十三張。每年額征正稅、羨，截銀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兩?！卑串敃r鹽政，仁岸、綦岸專銷自貢巴鹽（一種便于長途運輸的塊狀鹽），涪岸、永岸配銷犍為巴鹽，可見自貢井鹽在川鹽入黔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受地理、鹽質等因素影響，相比滇、桂、粵鹽，黔人更偏愛以自貢井鹽為代表的川鹽。正如清代李榕《自流井記》所述，“黔邊乏鹽之地，以繩系巴入湯水攪之，略得咸味，仍挈巴起，其珍貴如此”，黔地對鹽的渴求推動了自貢井鹽業的飛速發展。據《自貢市志》載，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自流井、貢井合稱的富（順）榮（縣）鹽場成為四川三大產場之一。乾隆年間富順籍進士李芝在《鹽井賦》中用“黔滇濟闋，軍國所需”“往來輻輳，云合三巴之間；轉運轠轤，貫注南黔之半”等頗富詩意的詞句，生動形象地描繪了井鹽入黔的興盛。到嘉慶年間，富榮鹽場變身為四川第二大鹽場。迨至咸豐年間，隨著“川鹽濟楚”的加持，富榮鹽場產量急劇上升，年產食鹽約290萬擔，一躍成為全川最大的鹽場，也牢牢占據了川鹽入黔的首要地位。

二

井鹽與茅臺的聯袂競長

川鹽入黔刺激著自貢井鹽的快速發展，自貢井鹽業的興盛又催生了專銷口岸的眾多新業態，如竹木業、造船業、釀酒業以及餐飲業等。在諸多新業態中，又以仁岸區域的釀酒業最為典型。

眾所周知，赤水河仁懷茅臺至古藺二郎段盛產名酒，有“美酒河”之名。該地釀酒業的形成、發展乃至馳名中外，固與其得天獨厚的氣候、水源、微生物小環境有關，亦有賴于仁岸鹽流商流的催生促長。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被譽為西南巨儒的遵義籍文學家、詩人鄭珍，從遵義途經茅臺村、二郎灘等地赴仁懷廳（今赤水）訪友，沿途寫下了“酒冠黔人國，鹽登赤虺河”“蜀鹽走貴州，秦商聚茅臺”等千古名句。詩中“赤虺河”為赤水河的古稱。這些詩句既反映了仁岸鹽運的繁榮景象，又揭示了從事鹽運的自貢“秦商”（人稱“老陜”的陜西、山西籍商人）與茅臺酒業之間的緊密關系，是自貢鹽業與茅臺釀酒業聯袂競長的生動寫照。

自貢西秦會館（圖源《自貢市志（1991—2005）》

其實，早在明末清初，自貢地區豐富的鹽鹵資源所帶來的豐厚利潤便吸引著大量的外省移民前來淘金，“秦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財大氣粗，不僅在自貢經營商業、錢莊和典當業，還利用積累的雄厚資本和豐富的從商經驗深度介入井鹽運銷。他們為了維護共同利益、減少競爭以獲取巨額利潤，以“款敘鄉情，互通聲息”為名，在自貢組成了集團化商幫“西秦大會”。修建于乾隆年間、迄今仍是自貢標志性建筑的西秦會館，記錄見證了“秦商”左右自貢鹽業發展的輝煌歷史。“秦商”瞅準川鹽入黔契機，大舉投資自貢井鹽業，鼎盛時，井鹽的生產、販運幾乎被其完全壟斷。據《皇朝續文獻通考》記載，“川省各廠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時有“皇上開當鋪，老陜坐柜臺；鹽井陜幫開，曲酒陜西來”的民謠傳唱。

從富順自流井張家沱出發，沿釜溪河下行至鄧關入沱江，再至瀘州進長江，到達合江后轉入赤水河，溯水而上經赤水、習水、二郎灘到達仁岸終點茅臺后，再轉陸運至貴州各地銷售，是川鹽入黔的主線。井鹽入黔之初，茅臺還只是赤水河畔一個偏僻小村，其釀酒業遠不如作為井鹽流通集市知名。隨著自貢“秦商”到來，茅臺村漸變為繁榮商鎮，在鹽業繁盛的同時，釀酒業等也日漸興盛起來。據《貴州通史》記述，茅臺“集貿以酒為大宗，多由陜西商販經營”。茅臺酒創始人之一王澤履（號立夫）的祖父王振發，就是在鹽商的幫助下成功創辦天和鹽號，迅速暴富，為日后創辦天和號燒房釀造“茅臺燒”酒（人稱“王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茅臺酒的另一創始人華聯輝，創業之初在仁岸開辦“永隆裕”“永發祥”等鹽號，賺得第一桶金后在茅臺開辦“成裕酒房”（又名“成義燒房”，茅臺酒歷史上三大燒房之一，人稱“華茅”），對茅臺酒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貴州平遠（今織金）人丁寶楨擔任四川總督期間，大力改革鹽政，主纂《四川鹽法志》，對擴大井鹽運銷、促進茅臺再次繁榮居功至偉。他奏請朝廷批準疏浚茅臺至合江段赤水河道，進一步提升了鹽運能力；又任用貴州遵義人唐炯（曾署理四川鹽茶道）、趙廷璜（曾任富順知縣）督辦協辦鹽務，力推鹽業新政。新政主要內容為：將“官督商銷”改為“官運商銷”，在產鹽地自流井設立專管黔鹽運銷的“官運局”，實行招商認購認銷；推行“以鹽運鹽”辦法，即從自流井運抵赤水的鹽包，由合江起岸時每包180斤，運到赤水交包時按160斤計，運到貴陽時按96斤計，其差額即為運費。

鹽業新政的推行，不僅使整個仁岸客商云集，茅臺人口急劇增加，也間接促成鹽商巨賈擴大投資興建酒坊，使茅臺產酒劇增，年產量約170噸，酒的品質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秦商”一面將自貢井鹽販運到茅臺出售，一面又利用返空鹽船將大量茅臺酒裝運回自貢鹽場銷售，形成了“家唯儲酒賣，船只載鹽多”（浙江籍仁懷直隸廳同知陳熙晉詩）的繁榮景象。這樣的局面延續了上百年。

光陰荏苒，時光飛逝。若從清乾隆十年（1745）疏通赤水河發展鹽運算起，自貢鹽與茅臺酒因緣際會已超二百年。如果沒有“川鹽走貴州”和仁岸鹽運的興盛，就不會有大量自貢鹽商“聚茅臺”，茅臺酒的發展繁榮與品牌形成就會大打折扣?！度蕬芽h志》記載，茅臺酒是“隨著鹽業商銷的發展而興起的”；《茅臺酒百年圖志（1915—2015）》記載，“歷史上茅臺酒的發展與鹽運關系密切”。事實證明，自貢井鹽運銷促進了茅臺釀酒業的發展，自貢“秦商”更是茅臺酒發展壯大的重要推手。時至今日，赤水河沿岸仍有部分鄉鎮村落的人操著地道的自貢口音，這何嘗不是自貢鹽與茅臺酒交流傳奇的又一見證呢！

來源：貴州檔案方志

圖/文：劉  剛（自貢市地方志辦公室地情信息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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