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方到北方”,移民女性的人生旅途
活動現場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近日,女性的愛、抉擇和自由——張惠雯小說集《在北方》分享會在京舉辦。本次活動由北京出版集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SKP RENDEZ-VOUS聯合主辦,抖音“大有學問”項目特別支持。《在北方》作者張惠雯,茅盾文學獎得主徐則臣,青年評論家戴瑤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一同暢聊華語文學寫作、短篇小說的氣質,以及女性生活等話題。
《在北方》是張惠雯的最新短篇小說集,包括《雪從南方來》《二人世界》《黑鳥》《玫瑰,玫瑰》等九篇,主要聚焦的是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群體,尤其是行至人生中途的女性面臨的情感、婚姻、養育等問題。為我們呈現了異域他鄉安居后的中產移民群體,尤其是女性經歷的隱疾、孤獨,她們要在愛情、婚姻、親情和各種社會關系中做出選擇,并保持獨立和自由,“這樣一件簡單的事,其實并非易事。”
“當你愛的人和你不喜歡的生活捆綁在一起”
張惠雯以“女性主義”“孤獨感”兩個關鍵詞概括了自己的創作主題, “新書《在北方》輯錄了我近三四年間創作的九篇小說,聚焦生活在美國北方,特別是東海岸新英格蘭華人移民的生活;之前的姊妹小說集《在南方》以美國休斯敦為中心的地區為寫作背景,與《在北方》氣質不一;《飛鳥和池魚》則包含著還鄉的主題,與我寫的移民小說相通,呈現出國內外人們普遍面臨的生活問題,比如家庭關系中的困難、婚姻關系中的掙扎、如何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獨立等”。
韓敬群指出,“最早時候,很多海外華文作家憑借比較淺表的題材新鮮感吸引讀者,而惠雯的《在南方》已經涉及比較深入的美國社會問題。隨著聚焦地區的轉移,《在北方》的筆觸顯得更為嚴峻、尖銳,或者說是憂傷,這種變化或許與她進一步深入思考女性命運有關”。
戴瑤琴長期關注海外華文文學,她認為張惠雯的寫作契合世界華文文學整體的發展脈絡,2000年至2010年的創作重心是中國故事,2010年后回歸他國故事,在緊跟創作熱點的同時建立了個人作品的辨識度,“惠雯的小說有很明顯的個人風格,她的作品特別注重在細微處經營,例如人面臨的某種處境、情緒,或是在特定成長階段中的心理變化”。她還注意到,2000年以前海外華文書寫的主題多為“當你不愛的人和你不喜歡的生活捆綁在一起”,這時女性可以勇敢地選擇“解綁”。而《在北方》的故事則更具矛盾和張力,“在這部小說集中,女性選擇隱忍堅持,蟄伏以待日后更好的選擇,這是華文文學中女性寫作的重要突破”。
當一切都穩定下來后,該怎么辦?張惠雯坦言自己寫作的關注點,“以前新移民作品寫的是如何在異國他鄉打工營生,如何在社會立足;《在北方》聚焦的是生活在海外的中產階級,如何面對物質條件充足但感到孤獨的心靈問題”。戴瑤琴認為《在南方》《在北方》提供了當下生活的多種樣貌,也為創作者們提出一個新問題:如何理解當下的生活?無論是中國故事還是他國故事,都是要解決人所共同面對的問題。”
與國際接軌和“到世界去”
談及對張惠雯作品的閱讀感受,同為小說家的徐則臣認為,題材寬闊是張惠雯小說的一大特色,在小說中準確地亮出態度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才華,例如《在北方》里的《玫瑰,玫瑰》以及《飛鳥和池魚》里的《漣漪》等一系列小說,都能體察到主人公面臨愛和自由的抉擇時鮮明的取舍。
文化寬廣亦是張惠雯作品的特點之一。徐則臣說,“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化寬廣是一位作家的重要稟賦和難得機遇。不同文化語境對人的塑造非常重要,惠雯祖籍河南,在新加坡念大學,后來到美國。我認為在新加坡的這段生活經歷,為她與世界銜接的創作鋪墊了一個非常自然緩慢的過渡地帶。如果將她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你會發現她對河南中原文化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化與東南亞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點點滴滴地呈現了出來”。
談及張惠雯的寫作風格,徐則臣與戴瑤琴看法一致,認為張惠雯的小說極少宏大敘事,而是注重呈現個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幽微,“在我們經常覺得已經無路可走的地方,惠雯能夠把人物內心的情感和對生活瑣碎的洞見繼續往前推進一步。如果她以后寫長篇,也有可能像南非作家庫切似的,落實到對個體尤其是對情感的勘探”。
談及世界級作家對張惠雯的影響,韓敬群回憶過往交談中張惠雯對科爾姆·托賓《大師》、亨利·詹姆斯《阿斯彭文稿》的推薦,提到宋明煒教授在《在北方》的前言里也討論了亨利·詹姆斯“精準語言和犀利的心理刻畫”對張惠雯的影響。同時,韓敬群也指出“與國際接軌”這個話題和徐則臣常談的一個詞“到世界去”緊密關聯,“張惠雯、徐則臣這一代優秀的作家,他們的競技場不應該限于漢語文學,而應該到世界文學舞臺上去。則臣在努力走全球化路徑的同時,也在向中國古典文學、古典文化學習。惠雯老師小說氣質有點像喬伊斯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里的《死者》。作家在寫作上有非常獨到的優勢,就看如何在寫作中把豐富的文化資源充分發揮出來”。
短篇小說氣質與“非戲劇性沖突”
張惠雯認為短篇小說沒有古典派繪畫帶給人的壓迫感,而更像印象派繪畫,“短篇小說的缺陷是不能在長篇幅內展開情節,如果想把情節寫得很曲折就得犧牲其他東西,比如你精心營造的氛圍感、語言統一的調性、詩意和抒情氣質。”她創作短篇小說不是尋找新奇的故事,而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東西變成短篇小說。從文學性和藝術性方面來看,短篇小說其實更接近于詩。
戴瑤琴補充道,“惠雯的小說在情緒的表達和細部的處理上,與詹姆斯·索特、阿摩司·奧茲的作品有相似之處。海外華文文學很多重大的主題就是中西文化之間的比較,惠雯的作品已經非常自覺地在處理這個問題。閱讀小說集《在北方》時,我推薦將《沉默的母親》《黑鳥》進行比較閱讀,這兩篇的結構模式相似,都是中美婚姻關系內部兩種價值觀的奇妙變化,呈現的問題是人面臨的共同問題”。
《當代》雜志社主編徐晨亮也來到了活動現場,他初讀惠雯的小說是《愛》《安娜和我》,之后才讀到《水晶孩童》。“十多年來,我們看到一個優秀作家的自我錘煉過程。相較于直接書寫現實經驗的作家,張惠雯的小說語調、敘事風格等方面非常沉穩、有個性。”徐晨亮還指出張惠雯的文學空間具有某種連貫性,無論是寫移民生活或是返鄉主題,張惠雯都書寫了特別重要的主題——人在生命中和美、愛相遇的瞬間,這可能與張惠雯提及的“孤獨感”有關。
活動現場,讀者朋友們踴躍互動,針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小說角色塑造心得、美國華裔女性多重身份的沖突和融合等話題進行討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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