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坐標——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革命文物特展”開展，一代文學大家巴金的《團圓》手稿復制件、《赴朝日記》原件和《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出版物校樣等展出。

巴金于1952年3月至10月和1953年8月至12月兩次入朝。在朝鮮的日子里，他深入前沿陣地，“努力鉆進生活”，成為志愿軍大家庭的一分子。他留下的作品如今仍有著特別價值。

作品簡介

作者把一個骨肉離散又重逢的膾炙人口的故事放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上來描寫，英雄戰士王成在無名高地犧牲了，而政治部主任王東恰在這次戰役中找到了女兒王芳。一個普通中國工人的家庭失去了兒子，而一個更大的革命家庭卻更加興盛起來，這個頗具象征意義的故事感動了萬千讀者的心。

(資料圖片)

巴金在朝鮮。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采訪來的英雄故事積累了十幾冊

關于《赴朝日記》，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展覽中做著如此說明：“這是巴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是抗美援朝鮮活的文字記載，是對當年巴老親歷戰爭的最好見證和解讀，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記者看到的《赴朝日記》，字跡密密麻麻，甚至不太容易準確辨認，這些日記表面看著記錄的是流水賬，但深究其中，卻有很多細節打動人心。巴金也曾說過：“兩次入朝對我的后半生有大的影響。”“在志愿軍部隊中生活了一年多，對戰士們有感情，而且交了好些朋友，和他們的談話記錄，還有先后采訪來的英雄故事，我也積累了十幾冊……”

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副會長周立民從日記里截取了巴金在朝鮮典型的一天：“晨七時起，早飯后剪發。聽楊部長談去平壤見金日成將軍的禮節。十二時卓部長來，轉來彭總信，誠懇謙虛，令人感動。一時開參觀細菌罪行傳達會，卓部長也參加。二時散會。聽說今天下午可以去平壤，緊張了一陣……”

而巴金對志愿軍戰士的細致觀察從日記中也可見一斑。1952年8月28日，日記曾載：“晚飯后再去連部，到五班的洞子看了一陣，和戰士們談了學文化的事。又聽見一個四川戰士給另一戰士讀他母親來信內容：‘我快樂極了。……家里很好。’還說：‘你給我寄一張相片回來。’戰士聽見念信，忽然揩了一下眼睛。”

無需贅言，《團圓》正是巴金親歷朝鮮戰場的產物。

《赴朝日記》原件。

《團圓》手稿復制件。

人物原型是眾多戰斗英雄的集合體

“《團圓》是巴金關于抗美援朝題材創作的代表性作品，巴金成功地將宏大敘事轉換成個人話語，并以自己擅長的方式表達出來。”周立民說，1961年7月20日巴金在上海完成了這部作品，8月5日在《上海文學》刊發。

在周立民看來，小說對部隊生活等的描寫，正得益于巴金兩次入朝的真實生活和采訪見聞，他特別強調說，這并不是“虛構”。周立民舉例，《團圓》開頭描寫雪夜在山坡上行走差一點滑倒的細節，在巴金1952年3月剛入朝不久的日記中也曾有類似記錄：“十一時半坐卓部長小吉普車回宿舍，卓部長和王部長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訊員在半山接我，我幾乎跌下山去，幸而他把我扶住。”

記者發現，無論是網上視頻還是文字介紹，不少都提及《團圓》中的人物原型是巴金在朝鮮戰場聽聞了一對兄妹團圓的故事而寫就。但周立民引用了巴金的原話予以回應：“我在朝鮮共生活了一年多，訪問過許多戰斗英雄，也訪問過許多文工團員。沒有聽說過兄妹在朝鮮戰場相見的事，更沒有訪問過兄妹倆。”因此，按照巴金曾經的回答，這是眾多英雄的集合體，并非特指哪一個具體的人。它是經過高度概括提煉出來的藝術形象。

周立民介紹，《團圓》手稿是寫在豎行的“收獲社”三百字一頁的稿紙上，共66頁。原稿是用藍黑色鋼筆寫成，在稿紙的方格外、上端和右邊的空白處都寫滿了字。從字跡上看，是巴金流暢、瀟灑的慣有字體，每頁都有修改，或者涂改，或是增補字句，有的地方修改很多。“《團圓》從小說完篇，到作者結集成書，不過一個月的時間，巴金又做了多處細致的修改，由此可見，他對待創作的嚴謹態度。”周立民說。

1961年1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巴金短篇小說集《李大海》，其中包括《團圓》《副指導員》《回家》《軍長的心》《李大海》《再見》《飛罷，英雄的小嘎斯》，這7部短篇小說都是抗美援朝相關題材，巴金在后記中寫道，“都是懷念我所敬愛的英雄朋友的文章”。

在周立民看來，巴金面對這些作品內心是激動的，他找到了巴金當年的表述作為佐證，“我執筆的時候，好像回到了九年前那些令人興奮的日子，見到了那許多勇敢而熱情的友人。我多么想繪出他們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寫盡我尊敬和熱愛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禿筆下都變成這些無力的文字了。我希望得到讀者們的寬恕和原諒。”

正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展出的1961年出版的巴金短篇小說集《李大海》，其中收錄了《團圓》。本報記者 程功攝

被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影響甚廣

“《團圓》在今天被人提起，多半是因為根據它改編的《英雄兒女》，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這部電影進入千家萬戶，影響甚廣。”周立民說，與《英雄兒女》的流傳甚廣不同，《團圓》則經歷了長期的默默無聞，歷經歲月滄桑才默默地被“經典化”的過程。

《團圓》1964年被改編成電影，巴金寫于1965年的日記對《英雄兒女》有過評價：“《英雄兒女》改得不錯。關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可愛。但是影片中王芳受傷送回國以后就沒有戲了，對王復標的處理也不能令人滿意。總之結尾差，不夠理想。”

與電影的廣為流傳不同，根據周立民的研究，《團圓》面世后的最初幾年，未見一篇評論文字，此后多年研究文章也并不多見。但他注意到，王蒙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文學名作文庫：1949-1999·中篇小說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7月推出的賀紹俊、李云雷、叢治辰主編的《建黨百年百篇文學短經典·第二卷：崛起東方新中國》中，《團圓》都入選。在他看來，《團圓》默默完成了其經典化的過程。

面對《團圓》，文學評論家李云雷總結道，相對于巴金其他代表性作品如《家》《寒夜》《憩園》以及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隨想錄》等，《團圓》并不能算是最有巴金思想藝術特點的作品，但其重要性在于這是巴金創作社會主義文學的嘗試，也是一個現代作家轉向“當代”的嘗試，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很多作家都在努力做出這樣的轉型，但只有少數幾個人成功了。在他看來，“《團圓》可以說是將巴金特有的生命熱情融入了創作中，而從巴金研究的角度來說，這篇作品及其創作的歷程也可以讓我們看到，巴金對新中國與社會主義的認同以及他努力追隨時代創作潮流的步伐，這是一個與五四時期和上世紀80年代不同的巴金，也是我們需要尊重并深入理解的巴金。”

（原標題：一代文學大家巴金兩次入朝，《團圓》繪出志愿軍崇高精神面貌）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 路艷霞

流程編輯：u027

版權聲明：文本版權歸京報集團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或改編。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