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相關資料圖)

壹 ||李忠說：“相比疫情期間，現在找活的人太多了。每天100人中，一半以上都要找不到活。每天如此，所以中介們能有恃無恐地報低價。”

貳 ||在馬駒橋勞務市場，45歲是一道巨大的分界線，勞務中介們據此把零工們分流至不同的工作領域。

叁||每年暑假，馬駒橋最不缺的就是拖著行李箱的年輕人。

肆 ||進入下午5點，依靠零工們滋養的生態體系又重新活躍起來，這是一天中第二個招工黃金季，也是零工們消費意愿最強的時刻。

伍||晚上9點，聚集在勞務市場的人群將陸續散去。不管今天是否掙到錢、明天的工作是否有著落，上千名零工們都需要開始尋找屬于自己的夜晚落腳點。

7月4日凌晨5點半，一場小雨讓連續多天最高溫徘徊在40度左右的北京迎來了一絲涼意。

以馬駒橋商業街為中心，四周沿建筑物微微延伸出的廣告牌下、通往快捷酒店的走廊里、銀行前的空地上，早已遍布著邊躲雨邊等活的零工們。他們姿態各異，或蹲下把身體蜷縮成一團、或環抱著雙臂把肩扣起來，似乎這樣能更好抵御清晨的微涼。

這里是北京市通州區馬駒橋。

作為北京*的勞務市場之一，馬駒橋就這樣開啟新的一天。在馬駒橋自發形成的人力市場承擔著京冀兩地物流和工廠的主要勞動力輸出任務。沿此處往北走約1.5公里，就是GDP總量超2000億的亦莊經濟技術開發區，這里容納著諸多知名的電子廠、汽配廠、飲料廠與快遞公司。

沿街依次排開的勞務公司、小餐館、便利店、日租房，依賴于零工們的滋養。他們一道，構成了北京六環邊緣獨特的生態體系。

01 李忠的比喻

凌晨4點20分，在馬駒橋商業街旁的銀行門口，剛剛結束12個小時快遞裝卸工作的李忠來回踱步。因為困意已過，他沒有直接返回出租屋，而是想著先在此看能否提前尋到新一天的工作機會。

每天上午6點左右，馬駒橋聚集找工的人數達到一天中的最高峰。

因為周邊諸多工廠白班工作時間為朝8晚8，為了提前預備當天所需的日結工，中介們往往在早上6點就要確定人員名單并收集身份證。時間一到，就用大巴車或面包車將零工們運輸至工廠。

中介一喊需要招工，零工們就會嗡一下圍上去，幾分鐘內，零工們就會被挑選完畢。沒被挑選上的零工們則再次四散開，等待下一次成交機會。

這天凌晨6點，20位日結工被塞進標識為“封閉貨車”的金杯車中，上車前，勞務中介逐個收走了他們的身份證，等下午8點他們將被再次運送回來時，會一并發放當天的工資和身份證。

為了防止零工們偷懶，勞務中介們有著各種招數。李忠說，在許多建筑工地活上，勞務中介會額外雇傭一名看起來很兇的男性用于監管工作進度。如果有人怠工或臨時不干，監工也往往會扣工資或威脅不退還身份證。

零工們*的衡量因素是工作強度與報價。比如，勞動強度較大的建筑垃圾清理價格需在200-220元/天，裝卸車如果單件物品太重需要考量身體能否吃得消等。

李忠自嘲道，這里和河南老家縣城的牛市（活牛交易市場）很像——沒有遮風擋雨的工棚，也沒有特定標識，零工和勞務中介們約定俗成的聚集在此。李忠說：“老家牛市有牛市的交易術語，這里也有自己的獨特游戲規則。不管是中介還是零工，都得按游戲規則來。”

今年以來，游戲規則悄然發生改變。李忠發現，今年工價經歷了一步步下滑，中介們能提供的日結活數量也在縮減。以快遞裝卸零活為例，近半個月晚班（12個小時）工價只有170元，而僅僅一年前，日常工價都在200元以上。

李忠說，快遞裝卸其實很累，中間除了半小時吃飯時間，基本不能歇息。特別是百十來斤的大件，剛開始可能有勁做，但幾個小時連續搬運下來，沒幾個人能扛得住。即使如此，今年這樣的活都很難找到。

如果在勞務市場待上一個小時，你也會發現，工價下跌是零工們閑談的主要話題。多位零工說，去年賣體力的活（比如搬運、拆房等），工價常在260-280元/天，但現在的報價只有180-200元/天，并且為了能有收入，總有人選擇接受這樣的報價。

李忠說：“相比疫情期間，現在找活的人太多了。每天100人中，一半以上都要找不到活。每天如此，所以中介們能有恃無恐地報低價。”

李忠說，從2015年開始，工資的上漲幅度變得很有限。他清楚地記得，同樣干體力活，2015年每月收入已經能在3000元以上，但直到現在依舊是3000多元。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后，農民工的收入增速呈現了逐步放緩的態勢，農民工收入增長明顯低于城鎮單位工資和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15-2021年7年中，農民工收入增速每年都是*。2022年農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增長4.1%，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速只有約2%。與城鎮私營單位工資增速基本相當，遠落后于非私營單位工資增速。

為了能有穩定的收入，李忠也曾在多家電子廠工作過。最終，多年流水線的高頻生活節奏讓他陷入絕望，于是在2021年選擇跟隨親戚來到馬駒橋做日結工作。

流水線效率的提升很像李忠小時候給家里人扛麥子。他說，如果一開始就猛扛100多斤的麥子，人肯定受不了，父親就會一點一點給他增加重量。“流水線也是如此，對于新人生產線，工廠會一點點上勁，直到最后生成線產量實在上不去，才會把產量目標固定。此后，手腳稍微慢一點，流水線就會堆貨，這時主管就會不停地在背后催。”

現在，42歲的李忠已經在河南、江蘇、浙江、北京四地度過了自己的25年打工生活。初高中輟學、跨省外出務工半輩子……這也是李忠村里同齡人大多數的漂泊軌跡。

李忠說，村里那幾畝地怎么可能養得活一家人？一畝地小麥產量也就1000斤左右，而麥子收購價是1.5元/斤。扣除農藥化肥等成本，一畝地掙不到1000元。

李忠父親年輕時也曾外出在河南平頂山的煤炭廠工作，在落得一身疾病后才回到老家開始種麥子。他覺得自己會重復父親的軌跡，等沒老板愿意雇傭自己的時候，就回到老家守著家里的幾畝地種玉米小麥過日子。

02 陳松49歲了

在馬駒橋勞務市場，45歲是一道巨大的分界線，勞務中介們據此把零工們分流至不同的工作領域。

不同勞務公司零工雇傭群內，月薪5000元以上的電子廠流水線工人招聘信息，大多數都會設置18-40歲的硬性規定，個別工廠會放寬至45歲。一名勞務中介直言不諱地說，馬駒橋勞務市場最不缺的就是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但流水線工廠需要的永遠都是年輕人。

49歲的陳松就屬于經常被勞務中介們略過的那批。一輩子苦力活讓他擁有一身腱子肉，但充滿皺紋的臉和斑白的頭發還是讓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了許多。

每天早晨5點，陳松都會準時出現在勞務市場。只要有中介喊出有苦力活的工作機會，他都會擠上前讓中介挑選他。多數時候，中介在審視他幾秒后，就會略過他選擇其他更年輕的工友。

陳松說，自己已經習慣了被拒絕。有時中介因為報價低招不到人或看自己身體壯碩，也會將工作機會分給自己。

十幾年前，他在一家酒店負責后勤工作。那是他人生中*的時刻，每天穩定上下班、固定拿工資，最高做到了后勤部長的位置。后來酒店后勤全部改為由電腦統計物資進出，從未上過學的陳松就這樣被辭退了。

陳松說：“跟不上時代，人就是‘廢品’。如果沒文化，45歲以后干啥呢？只能賣苦力或保潔，賣苦力別人還嫌棄你年紀大。”

2022年下半年，他在一家物流公司謀得了一份冷庫分揀的工作。每天，他穿著棉衣棉褲在冷庫里把箱子里使用過的冰塊拿出來，然后再放置新的冰塊和貨物。直到現在，他還對那份工作戀戀不舍。“長期工每天工作12小時能收入220元，工作節奏也沒那么快。就是搬冰塊需要經常彎腰，容易腰疼。”

說到此處，他展示了如何一次性拿起四塊冰塊。

8個月冷庫分揀工是陳松近幾年干的最長的工作。今年年初，因物流公司招到了一名更年輕的分揀工，公司就以動作太慢而辭退了他。于是，他又開始在馬駒橋勞務市場過上了找零活的日子。

《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平均年齡42.3歲，比上年提高0.6歲。其中，41—50歲農民工占比23.8%、5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29.2%。這意味著，50歲以上的農民工數量已經超8600萬。

晚上8點45分，一位看起來50余歲的中年人把蹲在臺階的人誤認為勞務中介，問道：“小伙子，你招什么工啊？你看我行不行。”

對方搖了搖頭表示自己并不是中介。

大叔并沒有放棄，緊接著說道：“雖然我看著年紀大，但我啥活都能干，重活也能做。你說說你的條件嘛，別著急拒絕。”

03 年輕人闖蕩

下午時分，早晨那場小雨帶來的微涼已經褪去，陽光直射在皮膚上開始讓人有灼燒感，蹲在馬路牙子上的零工們也從躲雨變成了躲避陽光。高溫讓大多數零工失去了早上找工的朝氣和健談。

14點，身著工服的杜俊和幾位工友結束網吧游戲，一路騎著共享單車一路用手機外放著歌曲。在汽配廠，他們不被允許攜帶手機或者交流，每天12小時的工作，除了吃飯和上衛生間，幾乎一刻不能停歇，每半個月需要倒班（兩班倒）一次。

他說：“下班后，在網吧玩兩個小時，才對得起不自由的工作時間。”

2022年6月，從河北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后，因為不想進流水線工廠，他向數家公司投遞了上百份簡歷，但絕大多數都石沉大海。回復的公司，不是工資太低，就是需要進生產線。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5月，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以下簡稱“青年失業率”）達20.8%，創下自2018年1月此數據定期公布以來的新高。自2020年以來，青年失業率曲線呈逐年上揚態勢。

但另一方面，擁有大專學歷的農民工在某種程度還是稀缺品——截至2022年年底，29562萬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僅占13.7%，69.3%的農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

此后半年的失業期，讓他和父親在電話里數次爭吵，父親總責罵他“書白讀了，坐在家里吃閑飯”。拗不過父親，跨過年，通過搜索勞務市場信息，杜俊和兩位好友一起奔赴馬駒橋。

來到馬駒橋的*天，雖然網絡上的信息讓他心理已有所準備，但實際抵達時，馬駒橋偏僻的環境還是著實嚇了他一跳——放眼望去，沒有想象中的高樓大廈；每月五六百的月租房環境比大專宿舍差一大截；如果想去故宮玩，路途需要花上一個小時，這樣的時長在河北老家足以坐車橫跨到隔壁市。

*的好處是，這里找工完全不愁。抵達馬駒橋*天，勞務中介們就主動上前熱情的給他們介紹工作。次日早晨，帶著簡歷、身份證復印件等，中介們就帶著他們去汽配廠面試，當天下午就辦理了入職手續。

杜俊回顧說，一系列流程下來，感覺自己和同學還沒緩過那股新鮮勁，就已經坐在了流水線上。現在的工作與大專學習的傳播與策劃專業也毫不相關。

每年暑假，馬駒橋最不缺的就是拖著行李箱的年輕人。

對于勞務中介而言，剛畢業的學生或者暑假工是他們最喜歡招聘的一類人。畢竟，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手腳靈活程度以及容易被管教是任何一家工廠流水線都急需的特質。每年大量奔赴此地的暑假工也能成為中介們壓低工價的重要籌碼。

雖然才剛剛年滿20歲，杜俊已經是家里第三代農民工。現在他的父親和爺爺還都在浙江工廠里工作。在選擇工作時，父親也沒能給他提供什么指導意見，最常叮囑的就是“工資發下來別亂花，要多存錢。”

杜俊常常對父親的叮囑嗤之以鼻。他說：“他們總共沒上過幾天學，還總想著對我的工作指手畫腳。并且，老一輩人的思想就很愚鈍，總是沒日沒夜的干活，也沒看存下什么錢。還不如讓自己的活的開心一點。”

與父輩們類似的事，杜俊也不打算長期留在北京。

對于現在的工作，杜俊說談不上喜歡，只是把工作當作吃喝玩樂所需的經濟來源，基本也是每個月存不下什么錢。他說，如果自己有一天實在厭煩了工廠的流水線，可能才會再次選擇換工作，現在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杜俊說話時，二十余位看起來依舊稚嫩的年輕人被勞務中介從打印店帶去勞務公司門店，準備辦理奔馳汽配廠的入職。他們手里攥著剛剛打印出來的入職文件，一路上，交談著、嬉笑著路過慵懶地坐在臺階上的零工們。

兩側的零工們短暫地側目后，就將眼神再次轉回自己的手機屏幕。

04 郝笑

進入下午5點，依靠零工們滋養的生態體系又重新活躍起來，這是一天中第二個招工黃金季，也是零工們消費意愿最強的時刻。

17點15分，“注冊APP送十塊錢”的喊聲吸引了數十位零工們的圍觀，隨后，兩名男子向圍攏過來的人群介紹掃描二維碼下載APP并注冊的流程。

男子展示的手機界面顯示，掃碼注冊后最高可領取60000元的數字貨幣盲盒。如果使用微信掃描他們提供的二維碼，彈出的信息是“欺騙性網站警告。如安裝軟件或泄露個人或財務信息”，只是，這并不能阻止絕大多數人的注冊熱情。甚至，不會操作的中老年人選擇直接把手機交出去由兩名男子注冊。

畢竟，10元錢在馬駒橋足夠飽餐一頓。

“注冊后，人家把貸款轉到你名下，到時你們就慢慢還貸款吧。”郝笑用自己激昂的聲音試圖勸說注冊的人們。只是，回應他的寥寥無幾。

幾天前，郝笑因一則“馬駒橋現場實錄”的短視頻而小火了一番，他在視頻中指出馬駒橋工價下跌的無奈現實并提到馬駒橋零工們的辛酸生活。

8年前，15歲的郝笑就從甘肅來到了馬駒橋。他對記者表示：“以前早晚馬路邊上都停滿了招零工的班車，只要你能干，保你天天有活。2019年之后，因為北京周邊一些低端工廠倒閉或搬遷，馬駒橋勞務市場上的活就越來越少。”

“正常人待在馬駒橋市場上，沒法養活一家人。現在馬駒橋都只有累活臟活‘垃圾活’，比如剛剛中介喊的招快遞裝卸，12小時只有160元，做一天得休息三天，”郝笑說。

十幾分鐘里，他將類似的觀點如演講般重復，但很少有人去接他的話茬。

“自己不也在馬駒橋混嗎？還每天來埋汰我們”，本來蹲在郝笑附近的一個零工，甩下這樣一句話后，站起身來選擇另一處地方蹲下。

05 馬駒橋散場

7月4日下午五點，又是一天沒接到任何零活后，張鵬返回自己的出租屋做了一頓清水煮面條配醬油、榨菜作為自己的晚飯。他說，如果接下來還是找不到工作，可能會選擇去平谷區做兩個月桃子分揀工或者直接搬去燕郊。“聽朋友說，雖然燕郊工價也就100多，但燕郊生活成本更低，5塊錢就能吃一頓快餐、帶空調的房子月租金也才三四百。”

1998年，15歲的張鵬在繳納了200元中介費后，從山東坐著綠皮火車抵達北京開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飯店后廚的工作讓他賺到了人生*桶金，一直到2003年的非典才讓他*次在非春節時期離開北京。

回到老家后，張鵬拿著*桶金在老家縣城開始了飯店生意。此后16年時間，他在老家完成了建房、娶妻、生子。他暢想著有一天，兒子考上大學并謀得一份辦公室工作后，自己就關掉飯店回老家過安穩日子。2019年，飯店生意逐漸滑落導致他不得不提前終止了飯店的運營并再次開啟北漂生活。

一開始，他是幸運的。2019年8月，他在一家駐京辦餐廳謀得一份幫廚的工作，當時餐廳負責人承諾他干滿六個月，就給他轉正并繳納五險一金。張鵬說：“因為餐廳生意好，所以工資收入確實不錯，長期工一年下來能掙個10萬左右。當時就想著堅持做下去，說不定還能在退休后領退休金。”

2020年疫情打亂了一切計劃，餐廳的年夜飯被全部取消。一周后，像張鵬這類的臨時工被辭退并要求幾天內搬離宿舍，已簽訂合同工的員工則仍能領著2000多元的基本工資。

但那段時間，疫情管控讓張鵬沒辦法回老家，于是，火車站、橋洞等稍微溫暖的地方，都有張鵬過夜的身影。就這樣在北京飄來飄去近一個月，最終才在馬駒橋落腳。在馬駒橋兩年多時間，他更是經歷了電子廠從經常性的休班再到不再需要年齡超過40歲的他。

他把種種經歷歸結為自己的不幸，“這就是命，我也沒什么辦法。”

因為身體瘦弱，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接建筑工地等重活。7月2日，在連續一周沒接到任何一個零活后，張鵬只能接了一家藥廠的建筑材料搬運工作。裝修的地方在六樓，而裝修材料多在100多斤，一開始中介說可以兩個人合作抬上樓，但真正忙起來時，還是得他一個人扛。最終一天掙了200塊。

在馬駒橋，最活躍的永遠是勞務中介。

下午五點，還沒招滿快遞晚班裝卸工的勞務中介，拉長著嗓子重復性地喊著：“快遞裝卸，短期160，管一餐，差一位、差一位。閑著就沒錢花，想掙錢的就來啊。”

緊接著，日租房的房東們也開始出動，騎著三輪車或自行車穿過人群吆喝著：旅店旅店，有住旅店的嗎。

從20-60元一晚的日租房到800-1500元的月租房，不同的人群都能找到最適宜自己的床鋪。沿街墻壁張貼的，除了招聘公告，剩下的最多就是住宿電話。

這些日租房的環境往往一言難盡。每層自建房被拆分成3-5個房間，如果選擇30元一晚的房間，一張大床、一臺風扇便是全部的家具，每一層樓*的衛生間位于走廊盡頭，*的消防措施也只是墻壁上張貼著“注意消防安全、不要亂扔煙頭”。為了節省空間，自建房上下樓梯也都只能勉強容納一人通過。

在多家旅店的巷子入口處，還能看到早已斑駁的房屋出租要求，包括出租屋主落實租住人員實名登記，禁止日租房、群租房。

餐廳、網吧老板們也迎來一天中生意*的時候。在這里，刀削面、雜糧煎餅、蓋碼飯、水餃是分布最廣的餐廳，價格從10元-40元不等；為吸引顧客，網吧包夜（晚9點-次日6點）的價格也只是30-60元，和日租房價格相差無幾。

這樣的喧囂將會持續四個小時。

晚上9點，聚集在勞務市場的人群將陸續散去。不管今天是否掙到錢、明天的工作是否有著落，上千名零工們都需要開始尋找屬于自己的夜晚落腳點——出租屋、日租房、網吧，或者涼水河邊的橋洞和馬路邊的空地。

（文中杜俊、張鵬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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